盛世天朝之都──唐长安城的兴建

作为神州历史上三大盛世天朝之一的唐朝,其方方面面的辉煌成就一直被后人视为华夏文明的顶峰并引以为傲。唐朝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的黄金时代,是因为唐人全面体现了佛道儒的精神,从上到下普信神佛、敬天知命、重德行善,所以在善恶有报的因果天理中能不断往上升华,为后世所不及。

作为盛世天朝的舞台,长安的格局与气质也同样具备了唐朝文化雍容大度、方正堂皇、昂扬开放的精神。佛道儒的思想例如道家的易理、佛家的宇宙观与儒家的中道守礼等等,处处蕴藏在长安的都市设计中,使之成为中土千百年来城市建设的典范。虽然长安在唐朝末年时就已经不存在了,但它丰富的内涵、几近完美的设计与辉煌磅礴的气势却永远存在历史的记忆当中。唐朝的长安在后人的心中,不仅仅只是一座古代的大都市而已,更是象征着神州大地在黄金时期所绽开的灿烂文化。

长安的兴建

唐朝长安城的历史其实是从隋朝开始的,只是隋朝的国祚过于短暂,对长安的建设并未在这短短的数十年中完成。当隋文帝统一天下、建立隋朝后,仍定都于汉长安。汉朝的长安旧城略靠西北方,自建城到隋朝开国时已经过去八百余年了。由于垃圾处理采取就近掩没的方式,造成城市供水的被污染,难以饮用;城市设施与规模也因年代久远且历经战乱而已显破败狭小、不敷当代之使用;加上临近渭水,常受洪水氾滥之忧。隋文帝在开皇二年(西元582年)命建新都,选址于旧长安城的东南方,一片叫龙首原的地方“卜食(筮)相土,宜建都邑”[1]。

唐长安城平面图
网络图片

根据史书记载来推断,至少从商朝开始,“卜食”与“相土”一直是炎黄子孙择址的两大决定因素。“相土”泛指考察当地的山水地形及物产人情等环境是否适合居住;“卜食”则是以占卜的方式求问上天神灵,迁居至经过相土选定之地的吉凶顺逆。先民认为人乃神所造,依天地之滋养生息而活,所以在思想意识里自然以天为大、以神为尊,惟天命神意是从。

因此在选址迁居等大事上,即使从人的角度上判断一块土地适宜居住,但占卜的结果并非吉相时,人们还是会毫不犹豫的放弃该地,另谋它地以居。这种敬天的观念延续至今,在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保留较多的地区仍能见其遗风,现代流行的风水其实就是相土,也就是历来研究空间环境的智慧与经验之结晶;而当人们遇有疑难时,还是会想到庙里神前去掷茭解惑,请求神灵的点化。

龙首原顾名思义,是一片地形类似龙头形状的平原。根据堪舆的说法,这里有条龙脉,从秦岭向北延至渭河,龙首原即是龙头所在,是聚天地精华之地,四周的山川地势围绕着龙首原,其方向位置恰好形成一个八卦。这片平原肥沃开阔,旧有汉朝的未央宫坐落于龙首原的北侧,隋的新都则选在地势略高、腹地更广的南侧,除了可以免除水患外,由于新址有八条渭河支流环绕,可以顺着地势开渠引水入城,不仅提供充沛的民生用水,江南的货物也可以经由运河直接快速的送达京城。

从隋文帝下诏建都到长安基本建设的完成,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。据称当时除了外郭城墙尚未完成外,其它的官方建筑群如宫殿、官署等,多已完工。隋朝规划兴建的长安城面积近84平方公里,比今日西安城墙内的面积大十倍,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城市,在当代也是世界第一大都(为同时期的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7倍大、是西元800年建立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城的6.2倍)。

但从选址、设计、兴建到迁都却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,这种工作效率恐怕是世所罕及的。虽然部分建筑物并非使用全新建材兴盖,而是从汉朝的旧长安城搬迁过来重建[2],可能可以缩短部分施工时间,但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,有如神助般的速度与其成就的辉煌气魄,还是令人赞叹佩服的。

隋文帝将新都命名为大兴城,因为他在即帝位前曾任大兴公。大兴,亦有欲鸿图大展,立一番丰功伟业之意。这个愿望在不久后就由唐朝的李氏所实现。西元618年,唐取代隋统治天下,把大兴城改名为长安,一个历史上最灿烂伟大的朝代就在这里呈现其文化的精华。

长安是按照整体规划,系统的兴建完成,其指导思想源自传统的宇宙观,配合着当地特殊的自然地形,创造出一座效法天地运行的理想之都。具体的设计主要是参考《周礼考工记》与其它古籍中记载的布局及营造原则,并借监前朝各代京城的经验。故长安可谓集传统城市建设之大成,除了反映炎黄子孙对都市空间所要求的具体因素外,更体现出城建背后深刻的精神内涵。长安不仅成为中国后代都城建设的典范,更影响了邻国的都城建设,如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、日本国的平城京(今奈良市)及平安京(今京都市)等等,皆模仿长安的格局修建而成。

参考资料:

1、《隋书・高祖纪》

2、《隋大兴城的选址与初创》

作者: 雅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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